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光鲜承诺背后，潜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自动驾驶汽车视为交通运输领域的一场革命，承诺更高的安全性、效率和可及性。然而，一个日益壮大的怀疑论者阵营，尤其是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却认为现实可能远比想象的复杂，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尽管大幅减少美国每年约 40,000 起交通事故死亡的可能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更深入的审视揭示了由人类行为和安全本身性质所产生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
过于安全的悖论
格拉德威尔的核心论点之一围绕着“过度安全”的悖论效应展开。他认为，自动驾驶汽车被设计成优先考虑谨慎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但无意中会鼓励行人和道路使用者的冒险行为。通过在凤凰城对 Waymo 车辆进行的实验，他亲身证明了这一点，故意切入车辆前方并绕行，以证明其坚定不移的响应能力。
这一观察得出一个关键点：习惯于道路上一定程度的风险和谈判的人类，可能会开始利用自动驾驶汽车的可预测行为，从而导致行人不当行为增加，并最终导致交通拥堵。假设人们在面对持续让步的车辆时，“不太害怕被杀死”是一种令人不安但却合理的设想。这并非技术上的失败，而是行为上的失败——消除人类驾驶员固有不可预测性的结果。想象一下，一条马路上，所有的汽车都如同训练有素的士兵，永远不会犯错。行人会怎么做？他们或许会毫不犹豫地横穿马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冷冰冰的机器一定会停下来。这种看似安全的行为，实际上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一旦系统出现故障，后果不堪设想。
网络安全的幽灵
除了交通拥堵的可能性增加之外，格拉德威尔还强调了完全互联的自动驾驶汽车队固有的网络安全漏洞。黑客攻击这些系统的前景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且可能具有灾难性的风险。人为错误造成的事故虽然令人悲痛，但往往是局部性的。然而，对自动驾驶汽车网络的协同网络攻击可能会产生广泛而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影响整个城市甚至地区。
这种担忧不仅仅是简单的中断；恶意行为者可能会操纵车辆行为，导致事故或将汽车用作武器。这种情景的伦理意义是深刻的，引发了关于责任、安全协议以及我们对自动化系统所给予的信任的问题。与尼尔·德格拉斯·泰森的讨论进一步探讨了这些伦理困境，特别是“电车难题”以及自动驾驶汽车如何被编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试想一下，如果一个黑客控制了城市里所有的自动驾驶汽车，让他们同时加速或者突然刹车，那将是一场怎样的灾难？这场灾难的影响范围将远远超过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它将动摇人们对整个自动化系统的信任，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恐慌。
身份与控制的丧失
此外，自动驾驶汽车的广泛应用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与驾驶本身的关系。格拉德威尔认为，我们可能会牺牲与驾驶行为相关的身份和价值观——驾驶对许多人来说代表的“痴迷、成瘾和身份”。这不仅仅是失去一个爱好；而是失去一种技能和个人能动性的可能性。他将此与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转变进行了比较，指出技术进步如何颠覆等级制度和既定系统。
驾驶行为本身，凭借其对注意力、判断力和快速反应的内在要求，培养了一种特定的警觉性和责任感。正如格拉德威尔所指出的那样，将控制权交给机器可能会导致另一种风险规避，当他们没有积极参与这一过程时，个人“对出现问题的事情更加不安”。这种心理转变可能会对我们应对生活中其他领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为了适应自动驾驶汽车，一些分析认为有必要减少道路上的“自由度”，这进一步凸显了个人控制和灵活性的潜在丧失。未来，当自动驾驶汽车成为主流，人类驾驶员或许会逐渐失去驾驶的技能，甚至失去对速度和方向的感知。这种技能的丧失，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代价，更是一种对人类自身能力的贬低。
总而言之，虽然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进步令人印象深刻，但纯粹乐观的观点忽略了关键的行为和社会因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分析为流行的叙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驳观点，敦促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些车辆是否可以工作，还要考虑它们将如何与复杂且往往不可预测的人类行为世界互动。行人冒险行为增加、网络安全威胁以及个人能动性丧失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假设性的担忧；它们是合理的后果，需要在我们探索交通运输的未来时认真考虑。挑战不仅仅是制造更安全的汽车，而是了解这些汽车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习惯，并最终重塑我们与道路的关系。自动驾驶的未来，并非仅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对人类与机器关系的一次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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